劉慈謙博士
兩個真實個案
阿添(化名)是一名加州的美籍亞裔大學生，在同儕中十分出色，豈料憂鬱症嚴重影響了他的學業成績。由於未能達到他人眼中的期望，別人都以為他懶惰或愚鈍。阿添卻完全沒想到成績一落千丈是因憂鬱症所致，最後他也開始相信和接受自己可能是一個又懶又蠢的人。
阿明(化名)是一名美籍華人，曾經擁有健康的身體，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愛戴，但卅四歲經歷婚姻失敗的他，獨自搬回父母家居住，兒女的撫養權由前妻獲得。阿明飽受婚姻破裂的挫折，開始出現憂鬱的症狀。後來病況稍為好轉，他開始上學及申請兼職工作。不幸有一天父母發現他在家中吞槍自殺，顯然沒有人意識到憂鬱症會嚴重至奪去他的性命。
美籍亞裔心理健康的境況
以上兩個不幸的個案稍微道出了美籍亞裔鮮為人知的心理健康狀況。據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在情緒障礙雜誌上刊登的研究報告，相比於美國白種人，美籍亞裔患上憂鬱症的情況更為嚴重。心理輔導者卻觀察到一個不幸的現象，亞裔大學生患上憂鬱症的風險增加，但他們大多數都抗拒尋求協助(Kam, 2013)。
學業優異的美籍亞裔常被標籤為「亞洲人都很聰明」，或是「他們都精於數學」，主流社會總覺得亞裔的孩子們常被家長強迫越級學習，這類種族標籤對他們形成了一種較高的期望，稍有不能達標的便感到壓力和沮喪。在2007年，一名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工程系的美籍華裔學生自殺，事件備受國家關注，促使美籍亞裔活動中心開始對亞裔的心理健康進行研究。
亞裔患憂鬱症的風險
少數族裔的壓力
基於美籍亞裔被視為少數族裔的模範，文化上的期望加上家庭的壓力大大影響他們的精神健康。要保持一個成功者的形象，壓力十分沉重。這個成功的形象包括擁有健康的身體、合適的醫療保障和不需領取任何社會福利等 (Ihara, 2009; Lin-Fu, 1994)。最近一項大學報告指出有關「少數族裔模範」的錯誤觀念：校內亞裔學生被公認為不需要學生輔導的支援，因而無論校方和學生本身都忽略心理健康的關注。現時社會的印象認為美籍亞裔整體都追求高等教育，因而獲得高薪厚職，美滿婚姻和家庭 (Lowe, 2013)。
美籍亞裔受困於普遍的錯覺認定他們是健康的少數民族和模範，塑造了一個身心健康的群體假象，因而障礙了他們對憂鬱症的認識、預防和治療。事實上，現實與他們這個假象相差甚遠，最近研究報告顯示社會經濟指標在亞裔群中也出現了很大的差距 (Ihara, 2009)。美籍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在美國代表著來自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種，超過一百多種不同的語言及地域方言(Powell & Cassidy, 2001)，為了提供適合的教育資源給他們，必須先識別不同群體的差異 (Lowe, 2013)。
夏威夷大學在過去三十年間不斷進行精神健康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以下有關美籍亞裔患憂鬱症的發現：
- 美籍亞裔呈現多種憂鬱症病徵。
- 在所有民族和性別群中，美籍亞裔的青年女子得到憂鬱症病徵的比率最高。
- 在所有的族群中，六十五歲以上的美籍亞裔婦女自殺死亡率最高;而十五至廿四歲的婦女中，亞裔女子也是自殺死亡率最高的一群(CDC, 2001)。
- 美籍亞裔在心理輔導資源上使用最少，大多數的精神病個案都在醫院被診斷出來。研究又指出亞裔的精神病者比其他族裔有較嚴重的病徵及更具失調破壞性的行為。
直至近年，數間研究自殺問題的著名大學，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察覺到亞裔學生在精神健康問題上的嚴重性和急切性，並檢討校方是否一直忽略了他們的需要。
家庭和文化壓力帶給心理健康的障礙
普遍亞裔的移民父母要求子女孝順服從，並在學業上爭取優異的成績，在民族意識上作為回報父母離鄉別井所犧牲的補償，不過孩子在新的文化薰陶下極可能會拒絕承擔這種期望，因此帶來兩代間的矛盾衝突，增加情緒出現問題的機會，甚至可以引發家庭暴力。據美國拉丁裔及亞裔的研究數據顯示，超過30%亞裔父母被舉報輕度虐打幼兒，2%屬於嚴重虐打個案，無論是輕度或嚴重的暴力行為都會增加子女患上精神病的可能，對幼童的影響尤為深遠 (Meyers, 2006)。
美國有大量的亞裔新移民和難民，他們面對經濟困難和語言障礙，不易得到醫療照顧，令他們患上憂鬱症及其他精神病時情況更差。例如，原居地出生的亞裔移民自殺率高於在美出生的亞裔新一代。可是在美出生或自幼已移居美國的亞裔相對顯示較高的精神病病發率，這可能由於他們在美國有較好的網絡，所以接受診斷和治療的機會較第一代移民為高。雖然美國拉丁裔及亞裔的研究對象包括不同種族和宗教信仰，但在危害精神健康的風險上，特別那些涉及家庭及社交背景的風險，都有共通之處 (Meyers, 2006)。
一般人對精神病的概念總離不開他們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 (Hwang, Myers, Abe-Kim & Ting, 2008)。研究學者發現亞裔對精神病的概念與西方人明顯不同 (Ryder, Yang & Heini, 2002) 。亞洲文化在治療、疾病及家庭面子的價值觀念，成為亞裔病者很大的心理障礙，他們不輕易接受精神科的服務，視精神病及憂鬱症為不光彩的事，加上語言不通及錯誤觀念的障礙，令他們不願意尋求有關精神疾病的協助 (Abe-Kim, Cardemil, Takeuchi, Hong, & Falmagne, 2007; Wang & Kim, 2010)。
美籍亞裔與心因性疾病
心因性疾病 (Somantic Compliants) 是非身體毛病引起的疼痛，研究報告顯示足夠的證據，亞裔比白種人患上更多心因性疾病 (Sue & Sue, 2008)。同時非主流化的亞裔一般不願意開放自己與精神科醫生或心理治療師討論關係的障礙，因此更多出現心因性病痛(Wong, 1998)。
美國拉丁裔及亞裔的研究數據顯示，雖然亞裔較多患嚴重的心因性疾病，卻比白種人較少尋求精神科的治療 (Meyers, 2006)，其他研究發現亞裔的兒童，比較容易遇上焦慮、心因性疾病和憂鬱的困擾。原因有多方面，例如亞裔父母礙於身份認同及英語能力的問題而無法融入主流社會、兩代之間關係的衝突、孩子的情感智商和適應能力，以至於老師的種族背景，和學校課程類別等。不論文化、家庭及學校三方面的因素都是構成亞裔孩子出現焦慮的原因 (Huang, Cheng, Calzada & Brotman, 2012)。
總結
普遍的錯覺認為美籍亞裔是少數民族的健康模範，這個假象和標籤障礙了他們對憂鬱症的認識、預防和治療。很多研究報告揭露了亞裔及太平洋島居民的精神病患者抗拒就醫和沒有善用心理治療的服務(Wang & Kim, 2010)，我們急切需要幫助亞裔人士突破他們的文化價值觀，調整他們不願求診的模式。很多亞裔學生非等到病情極為嚴重，也不會尋求協助。就如科內爾的報告指出，這些學生因內心受到少數民族標籤定型的影響，「面對個人或學業上的難題，往往因感到羞恥而拒絕求助」。對比白種人，亞裔患上精神病和憂鬱症所要面對的壓力和標籤更大，這文化價值觀與家庭面子的結直接阻礙了亞裔求助。而亞裔的男性比女性對尋求輔導存更大的羞恥感 (Fogel & Ford, 2005)。幸好，這種因文化價值觀所造成的障礙已有改變趨勢，年輕一代的亞裔已逐漸願意尋求精神科的專業輔導。
鑑於亞裔的獨特傳統文化，目前急切需要改善他們求助的意欲，精神科的醫護界也應就亞裔的文化和信念，尋求更有效方法解決他們心理健康的需要 (Sue & Sue, 2008)。
參考書目
Abe-Kim, J. S., Cardemil, E. V., Takeuchi, D., Hong, S., & Falmagne, R. (2007).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Examining Help Seeking Among Asian Americans: NLAAS.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Examining Help Seeking Among Asian Americans: NLAAS;, 2. doi:10.1037/e67938200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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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謙博士於福樂神學院分別取得神學碩士、心理學碩士以及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劉博士畢業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電子工程系，在矽谷工作十四年，2007年神呼召他離開電機工程職業生涯進入全職事奉。過去主要參與教會家庭事工、婚姻及家庭治療，並在老人科心理治療診所工作，同時現為千橡城華人基督教會部分時間傳道。